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抑或设计界，旗袍在很多人看来属中国传统服装的当然代表，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服装传统的代名词。但是，站在21世纪的高处回首中国悠久的服装历史，旗袍真就那么传统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旗袍从流行之初就注定了它是拖着西化影子的中华国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澄清中国的服装及设计史实，亦为中国现代服装设计如何将民族传统与国际流行交融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

　　一、旗袍风尚的基本特征

　　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One-piece Dress），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而所谓“旗袍风尚”则更多是从装扮行为模式和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其基本特征为：以旗袍为基本品类，在配伍上则具有一件制服装的特点，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长裤，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风行一时。

　　二、旗袍风行的起始时间、地点和人群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⑴。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⑵⑶。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⑷⑸。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⑹。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地，应在其时对中国服装流行影响较为广泛的上海或北京。尽管旗袍从名称上望文生义应与满族人有必然的联系，而北京的满族人非但在数量远多于上海，还在衣着上保持有本族旗装(Qi Style,也称满装Manchu Style)传统，且两地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也较为一致，但是，旗袍在当时是一种新派的时兴，它与满族人旧时的袍在穿法上有诸多不同，但却和西式裙装颇为类似，以上海在中国的时尚中心地位、西风东渐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着时兴的城市特征而言，1948年屠诗聘先生断言旗袍“开始流行于上海，逐渐流入内地”并非虚妄，而许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过类似论述⑸⑺⑻。

　　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群体，有诸多原始记载和研究结论表明为上海的女学生群体⑷，⑸⑻。以当时其“女界”的衣着引领地位和对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论，也只有她们才可能是旗袍较早的主要使用者⑼。

　　三、旗袍式样的起源分析

　　关于旗袍的式样起源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很多结论认为民国旗袍是清代旗装中的袍的延续，其主要依据为两者之间形的类似和名的联想，国外也有将其称为“Mandarin Dress”⑻⑽。但是，此类推论很难解读旗袍风尚中弃裙裤而穿袜甚至裸腿的迥异于此前中国传统的装扮特征。事实上，服装历史中很多款式的类似纯属巧合，断言其承袭却又不尽然。在清代，女式旗装袍一般称为衬衣或氅衣,却很少有旗袍之说⑾。尽管沈从文先生在论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时曾谈到其中两件长袍“已经具有后来旗袍规模”，但本意应该是求得对研究主体的形象说明而非指两者之间的因袭必然⑿，。张爱玲曾将较早的旗袍解释为1921年女学生对男装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论证⒀。还有境外研究认为旗袍的起源是汉装、旗装和西方服装的元素结合，却又语焉不详⒁。

　　作者无意否认旗袍与中国传统服装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旗袍的早期时尚，我们会发现它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清代旗装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国粹的旗袍从风行之初就脱不了西化的胎记。

　　首先，必须看到传统的袍在中国女性中的普遍使用曾出现断层。清代的满族女性穿袍，汉族女子则主要为褂、袄配裙和裤。尽管满汉服装间的区别到清末已很模糊，但民国初年女性穿袍者“极不普遍”⑵。其次，从历史的沿革角度考虑，自19世纪末起包括服装在内的部分旧传统习俗就被有识之士当作妨碍中国进步的障碍，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废除了清代的服装礼仪制度，还发生了短暂的排满风潮，其后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受西方文明影响较早也较大的上海，复制清代旗装袍的社会条件似不充分。再从旗袍的使用群体角度分析，旗袍初始的穿用者和较早的倡导者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的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他)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他)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服装由此有了清代女装的“汉装(Han Style或Chinese Style)”和“旗装”之分，尽管自清末起上海女装就是西洋东洋、汉装满装兼而有之，但要让其照搬曾为之唾弃的旧传统服装少有可能。由此可见，旗袍与清代旗装中的袍应该不会有直接的渊源关系。<BR>&nbsp;　　任何新流行的兴起在其偶发性的背后都有必然性。联系1925年前后的上海女装时尚，可以对旗袍式样的诞生作如下解释：自20世纪10年代起，传自留学东洋女学生的少有纹饰短衣长裙的“文明新装”成为新派女性的时髦；马甲原本是清代以来上海妇女的常用衣类，短可及腰长可至膝，20世纪2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至小腿的大马甲，类似旗装式样的袍而无袖，有人为求区别也为标榜新奇将它称为“旗袍马甲”；至旗袍风行之前，开始有将旗袍马甲着于褂袄之外而取代裙和裤的穿法，部分研究认为旗袍即脱胎于此；再将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马甲加上文明新装中风行的及肘喇叭袖（时称倒大袖），构成了旗袍较早的流行式样⑸⒂。

　　但是，如此仅说明了旗袍本身的形的由来，却无法解释旗袍风尚中与旧传统完全不同的服装配伍方法，而这恰恰是民国的旗袍和以往传统衣着习俗之较大区别所在：自清代至旗袍风行之前，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女性均通过与袍服或上装相配的裙和长裤将下肢基本遮盖。而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裤的记载外,其时尚主流基本为旗袍内不着可能外露的裙及长裤，而是配穿合体的袜，甚至不着袜而裸露小腿⑷。

　　作者注意到，旗袍与当时的连衣裙等西式裙装在衣裳连属的制式和衣装搭配上均有出奇的相似，包铭新先生也曾将旗袍比喻为中国的One-piece Dress⒃。早在20世纪初，上海已经于华洋杂处中见识并开始宽容地接纳了包括西式裙装在内的西方服装体系；10年代中期后上海流行跳交际舞（时称“交际茶舞”），摩登女子穿用的“茶舞服”中就有西式连衣裙；对于部分受西方文明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而言，西式裙装也常为其所用；而且作为旗袍母体之一的文明新装亦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服装，它是西方服装体系通过日本再迂回传到中国的结果，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围系式而改为西式套穿，裙内也不再穿着长裤；加之上海“时髦机器”的城市特性对